1998年至2014年是中国法律奖励制度的蓬勃时期。这一时期，不仅中央层面法律文件数量倍增，地方层面文件数量也呈指数增长，并在2011年前后达到了第二次发展的高潮。这一时期表现出三方面特点：第一，立法数量激增。1998年至2011年期间，中央层面奖励法律文件平均增长率为12.65%，地方层面平均增长率高达27.11%。第二，地方奖励制度建设动力提升。与此前“中央带动地方”的“前驱”模式不同，这一阶段表现出了“地方反哺中央”的“后驱”样态，就此开启了我国法律奖励制度建设的“双驱”时代。第三，制度内容更加丰富。这一时期，科技奖励仍然是我国法律奖励制度的主干领域，但在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社会治理领域法律奖励制度大量涌现。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之后，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也推动中国法律奖励制度发展进入崭新阶段。

2015年至今，中国法律奖励制度进入新时期。2015年以来，尽管奖励相关法律文件的总体数量仍在增加，但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增速递减趋势，这无疑意味着我国法律奖励制度正处于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现阶段，法律奖励相关文件数量的增长已经不能完整反映法律奖励制度的建设水平，判断法律奖励制度建设水平的标准从高数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2015年“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无疑是现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法律奖励制度建设成就。中国法律奖励制度70年间波澜起伏、历经五个发展阶段，但总览全程，这70年均处于一个宏大的发展周期内，而现阶段正处于这个发展周期的高峰时期。未来法律奖励制度的飞跃发展必将成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70年建设规模

内容层面而言，法律奖励制度涉及领域广泛。中央层面专门以“奖励”为标题的法律文件涉及科技、教育、财政等63个领域，地方层面奖励专项法律文件涉及88个领域，奖励内容涵括领域100余项。总览法律奖励制度内容所涉领域，可以发现以下特征：第一，“科教文卫”是法律奖励的重点领域。法律奖励所涉前十项领域分别为教育、卫生、科技、建设业、劳动工会、公安、农业、财政、环境保护、人事。在中央层面包含“奖励”内容的法律文件中，“科教文卫”领域占比四分之一。第二，专项事务治理领域更加注重法律奖励。在新兴与重点推进领域，法律奖励已经成为我国当下国家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